养母说,等开春燕子飞回来的时候,她就带我去办领养手续,让我真真正正上楚家的户口。 我红着眼睛信了。 我每天在院子里扫雪,把屋檐下冻裂的旧燕窝小心翼翼地修补了一百遍。 为了证明我比她亲生女儿能干,我包揽了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。 连大冬天手背生了满层流脓的冻疮,我都没敢开口要一管一块钱的冻疮膏。 春分那天,她罕见地笑着给我梳了两个麻花辫,带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。 下了车,她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火车站广场。 她递给我一张我从来没见过的大钞,指着对面的水果摊。 “小安,你去前面排队买个橘子,妈在这里给你看行李。” 我抱着橘子一直站到了天黑,广播里一遍遍播报着寻人启事,却没有我的名字。
2
那天夜里,我趴在灶房的稻草堆上。
把指头上的脓包一个一个挤破,抓了灶灰糊上去止血。
隔壁屋的墙皮薄得跟报纸糊的一样,养父母的声音一字不漏地钻进耳朵。
养父的声音沉得压在了嗓子底。
“亲家那边撂话了,嫌咱家养了个来路不明的丫头,说不体面。”
养母“啪”地一掌拍在桌面上。
“我早就说了!趁早弄走这个累赘!楚娇三月办酒,那间屋子必须腾干净!”
养父的旱烟锅子在炕沿上磕了两下。
“那你到底打算咋弄?”
养母把嗓子压得很低,语速一下快了起来。
“春分那天我带她坐火车去省城,就说给她办领养手续。”
“到了那儿随便找个借口把她一甩,省城火车站每天几万人。”
“她连自个儿姓啥都说不利索,上哪儿找回来?”
养父吧嗒了两口烟,半天没吭声。
养母又往上加了一句。
“万一有好心人看她可怜捡了去,也算给她一条活路。”
“咱又没动她一根手指头,就是养不动了——这叫为她好。”
我的耳朵贴在墙皮上,声音听的不真切。
但是“领养手续”四个字砸进了我脑子里。
养母真的要带我去办手续了。
等名字印上楚家的户口本,我就能正正经经叫她一声妈了。
我把脸埋进稻草里,使劲咧开嘴笑。
嘴角的冻裂口又崩开了,血腥味化在舌根上。
我不在乎。
我就知道,养母没有不要我。
春分那天,天还黑着养母就把我推醒了。
她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件洗褪了色的灯芯绒罩衫。
那是楚娇上初中时嫌土不穿了扔掉的。
“套上,利索点。”
我手忙脚乱地往头上套,把扣子一颗一颗系得整整齐齐。
灶台上摆着早饭。
楚娇的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,旁边竖着一盒牛奶。
我的位置上搁着半截昨晚剩的凉红薯,皮子都干得翘了边。
我没去碰那截红薯。
手心一直在攥内兜里的东西。
那是我又连着三个晚上赶出来的第二块红双喜。
针脚比第一块密,但线头还是歪歪扭扭的。
楚娇背着挎包从屋里出来,路过我的时候眼皮都没掀一下。
我鼓足了劲站起来,把叠得方方正正的红布捧到她面前。
“姐......给你结婚使......我、我自己缝的。”
楚娇低头瞄了一眼。
歪歪扭扭的针脚,边角上洗不掉的暗红血渍。
她的眉毛拧成了一根绳。
“什么破玩意儿!脏了吧唧的你是成心膈应我是吧!”
她一把抽过去甩在地上,鞋后跟碾了两下。
“离我远点!别让建林家的人再看见你!”
门摔上了,门框上的灰扑簌簌地往下掉。
我蹲下来,把沾了鞋印的红双喜捡起来,抖了抖灰。
上面的线被碾断了好几根,丝头翘出来扎手。
养母走过来,从我手里把红布抽走,随手丢进了灶膛。
火苗卷上来的时候,我十根手指头全在发抖。
“走。”
养母拎起一个旧蛇皮袋子,头也不回地往院门外走。
“去哪?”
“省城,给你办手续。”
是领养手续!
我开心的小跑着跟上去,拖着那双大两号的旧棉鞋在土路上踢踢踏踏地响。
到了镇上的火车站,养母买了两张硬座票。
绿皮车里挤满了人,座位底下塞着蛇皮袋和编织筐,一股子汗味混着橘子皮的酸气。
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,把脸贴在玻璃上往外看。
电线杆子一根一根地往后跑,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坐火车。
列车员经过的时候,眼光往下一扫,落在了我搁在膝盖上的手。
“大姐,你闺女这手咋整的?赶紧找医院瞅瞅吧。”
养母扯出一个笑,声儿发虚。
“就是去省城看的。”
她一路把那个蛇皮袋子死死搂在怀里,眼珠子直勾勾盯着前排的椅背。
我伸手去够她的袖口,想告诉她我不怕打针也不怕疼。
指头刚碰到她的袖子边,她猛地把整条胳膊缩了回去。
“别碰我。”
她闭上了眼,太阳穴上一根青筋跳得老高。
我赶紧把手缩回来,规规矩矩地搁在膝盖上。
指缝里夹着灶灰,指甲缝里全是补燕窝留下的黄泥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