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推进去的时候,淡蓝色病号服已经被血浸得看不出本色了。
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俯下身看了看我的瞳孔,脸色唰地变了。
“后脑挫裂伤,疑似颅内出血!通知神外值班!立刻做CT!“
我被推着穿过走廊。
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盏接一盏地从头顶掠过,像白色的隧道没有尽头。
我知道自己快死了。
这种感觉很清晰。
身体正在一点一点丧失温度,像一杯被扔在窗台上的水,慢慢地、不可逆地变凉。
可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,不是我要死了。
而是——
妈妈知道了会不会伤心?
大概不会吧。
不。
她一定不会。
她甚至可能松一口气。
因为从六岁那年起,我在她眼里就不是女儿了。
我是一个S死了她丈夫的凶手。
爸爸死在我六岁那年的冬天。
他骑电动车送我去幼儿园,一辆闯红灯的货车冲过来。
爸爸用身体死死护住了我。
他没了。我活了。
从那天起,家里所有有我的合影全被妈妈剪碎了。
她把我的房间腾出来留给后来出生的沈甜,让我搬进走廊尽头那个放拖把和扫帚的杂物间。
四平米。
没有窗户。
一张铁架子折叠床。
一床起了毛球的薄被子。
沈甜的房间有落地窗、公主床、毛绒地毯和一整面墙的玩具。
我趴在杂物间的门缝里往外看,看到妈妈弯腰在沈甜房间里安床头灯,手很轻、很温柔。
那年我七岁。
那天晚上我在杂物间里哭了一整夜。
没有人来看一眼。
后来我学会了不哭。
因为哭也没有用。
我开始拼命干活,拼命存在感地活着。
洗碗、扫地、做饭、买菜、交水电费、给妈妈买降压药。
十六岁开始在外面打零工。
十八岁辍学,同时打三份工:早上便利店理货,下午给小孩补课,晚上到后厨洗碗。
所有的钱,要么交回了家里,要么被沈甜要走了。
沈甜要钱的理由从来不需要太复杂。
“姐,你不给我,我就告诉妈你天天在外面鬼混到半夜。“
一句话就够了。
因为妈妈一定会信她。
她是妈妈的甜甜。
而我只是那个害死了爸爸的人。
“CT结果出来了!颅内出血量超过60毫升!“
女医生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
她拿着片子冲进来,脸色极其难看。
“必须立刻手术!“
她看向旁边的护士。
“家属呢?联系上了没有?“
护士焦急地摇头。
“患者手机上的紧急联系人打了十几遍了,第一个号码无法接通,第二个号码接通后说患者在夸大其词,让我们不用管!“
女医生愣住了:
“说什么?生命垂危的病人,家属说不用管?“
护士咬了咬嘴唇,声音透着压不住的愤怒。
“那个接电话的年轻女孩说——她姐每个月都要来这么一次,让我们别被骗了。“
第二个紧急联系人。
那是沈甜的号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