掌勺大嫂，专治全家爱吹牛

还硬喊来南方考察团上门考察！

全厂都笑我有个爱作死的公公，迟早被坑得倾家荡产。

更离谱的是，隔壁寡妇捂着肚子找上门：

“红梅，我怀了你爸的孩子。”

我抬头看了看我家这破平房——

行啊，这牛皮不光吹来考察团，还吹出人命了？

1985年，秋。棉纺厂食堂。

我左手端着半盆红烧肉，右手抄着大铁勺，对着窗口排队的工人一声吼：“排好排好！谁插队今天没肉吃！”

队伍瞬间安静如鸡。

我叫赵红梅，外号“赵一勺”，在棉纺厂掌勺五年，练就了一身绝技。

打菜手不抖，骂人嗓门亮，全厂一千多号人，没人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滑头。

唯一治不了的，是我家那六十八岁的老公公钱满仓。。

中午收工，我正蹲在后厨刷大锅，跟我搭班的方爱华凑过来了。

她今年五十二，守寡十多年，是我们食堂的摘菜工，平时话不多，手也勤快。

“红梅啊，”她搓着手，脸上堆着笑，“我今早蒸了几个红薯，你拿回去给老爷子尝尝？可甜了。”

我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这已经是这个月她第三次往我家送东西了。

上回是腌萝卜，上上回是两斤挂面。每次都说是“顺带”“多做了”“吃不完”。

“方姐，太客气了。”我接过红薯，搁在灶台边上，“回头我跟我爸说一声，让他记着你的好。”

方爱华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：“哎哟说啥记不记的，我就是觉得你爸那人......挺精神的。上回他来厂里找你，我远远瞅了一眼，那身板，那气质，一看就是当过干部的人。”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半个月前公公来厂里找我拿钥匙。那天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军便装，是从旧货市场八块钱淘来的，硬说是当年部队发的。

他在厂门口站了十分钟，跟三个退休老职工吹了二十分钟的牛，从“南下开荒”吹到“响应改革开放”，把人家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“干部”这两个字，是我公公这辈子最受用的称呼。

“方姐，”我擦了擦手，站起来，“我爸就是普通退休工人，物资局保管员。”

“那也不一般！”

“你看他那谈吐，那见识，普通工人能有那水平？红梅你就别谦虚了！”

我没再解释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刚把方爱华给的红薯搁桌上，就看见了更糟心的一幕。

我家那间平房里，八仙桌上摆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皱皱巴巴，上面贴着八分钱的邮票。

我那当老师的丈夫钱建设，正攥着那封信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爸！您不能这样！这信不能回！”

我家老爷子钱满仓坐在主位，穿着他那件的确良衬衫，鼻梁上架着老花镜，一脸庄重。

“咋了？”我围裙一解，“谁来信了？”

钱建设苦着脸把信递给我：“你看看吧！爸那个老战友孙大炮，说要带考察团来咱家做客，学习万元户致富经验！”

我接过信，一目十行扫完。

孙大炮，南方某省“改革开放考察团”副团长，听闻老战友钱满仓同志“率先步入万元户行列”，特携考察团一行五人前来登门拜访、学习经验。

信的最后还写了一句：“老钱，当年咱们在南方开荒时睡一个草棚，如今你出息了，兄弟我脸上有光！”

我看完信，又看了看我们家。

八仙桌四条腿不一样长，墙角堆着蜂窝煤，房顶上糊的报纸掉了一半，唯一的电器是台天线用铁丝拧着的收音机。

万元户？

我们家要是万元户，那全厂职工都是百万富翁了。

“爸，”我把信放下，“孙大炮是什么人？”

钱满仓清了清嗓子：“他啊！当年跟我一起在南边开荒的！一个草棚里睡出来的交情！红梅，人家大老远要来，咱不能丢面子！”

钱建设急得直跺脚，“爸！您跟人家吹您是万元户？咱家连台电视机都没有！您拿什么接待？拿那筐蜂窝煤？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”钱满仓一拍桌子。

“那是战略宣传！当年在南边我救过他的命！他能来看我，我能让他觉得我过得不行？”

我靠在门框上，心里算了笔账。

五个人，一顿饭，猪肉鸡蛋烟酒，少说二十块。我们家这个月生活费剩十八块六毛三。

而且看他这架势，要的远不止一顿饭。

钱满仓把目光转向我，堆起讨好的笑：“红梅！你在食堂干，路子广！你看这事......得撑起来！”

“您想怎么撑？”

钱满仓掰着指头：“彩电、新沙发、西装、好酒！四项加起来一千四百五！”

“爸，您有吗？”

“我......我没，你有啊！你在食堂干了这么多年......”

“我那钱是给建设他弟明年娶媳妇用的。您要拿这个去撑面子，那您自己跟老二解释。”

我面无表情，语气平静。

钱满仓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一捂胸口：“哎哟......你们是不是要气死我......”

又来这套。

我拉了把钱建设的袖子，走到院子里。隔壁邻居家的电视声传过来，正在播《上海滩》。

“红梅，咋办？”钱建设急得搓手。

“面子帮他撑。”我说，“不过我有个条件。等这事办完，他必须回老家。”

钱建设眼睛一亮：“你有办法？”

“明天我去借刘厂长家的彩电。你去学校借录像机，放香港武打片引他家小子过来看，他小子一闹，他老子就得乖乖搬电视。这叫曲线救国。”

“那沙发呢？”

“沙发好办。我明天去厂里后勤处借两把折叠椅，再扯块绒布把咱家那破桌子一盖，看着像回事。至于西装——夜市地摊十八块钱一套，不合适我再踩踩缝纫机。”

钱建设听完，半晌憋出一句：“赵红梅，你是真能处，有事你是真上。”

“废话。”我转身往屋里走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屋里传来一个声音。

我探头一看，方爱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正坐在八仙桌旁边，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，殷勤地递给公公：

“钱大哥，你别急，喝口糖水顺顺气。你这身体要紧，孩子们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”

公公接过碗，感动得眼眶都红了：“爱华啊，还是你懂我......”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那根弦一下拉紧了。

方爱华。又是方爱华。

白天在食堂送红薯，晚上就摸到家里来了。

“方姐，”我走进去，脸上挂着笑，“天都黑了，您怎么过来的？”

方爱华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角：“我......我路过，想起你爸前几天说想吃红薯，我就顺手送了两个来。”

“哦——路过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公公脸上。

公公还捧着那碗红糖水，喝得滋滋响，美得不行。

他看方爱华的眼神，跟看那件军便装一个样——都是他的宝贝。

我心里有了数。

送走方爱华之后，我关了门，对钱建设说：“明天你去邮电局给孙大炮那个地址打个电话，问问当地那边，到底有没有这个考察团。”

“你怀疑孙大炮是假的？”

“不好说。”我摇摇头，“但我总觉得，这个方爱华来得太勤了。她跟你爸才认识多久？又是送吃的又是上门关怀的，你爸那点退休金，够她这么殷勤的？”

钱建设挠了挠头：“方阿姨会不会是......真看上咱爸了？”

“看上你爸什么？看上他会吹牛？”我白了他一眼。

“你爸那点本事，一张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。但活人过日子，得看里子。方爱华在食堂干了八年，精着呢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凌晨两点，我起来上厕所，路过公公房间。

公公的鼾声像拖拉机一样响，但我还听到了另外一个稀稀疏疏的声音。

我蹑手蹑脚走到窗边，隔着窗户缝往里看。

房间里黑漆漆的，公公在床上睡得四仰八叉。但他书桌上那盏台灯还亮着，桌子旁坐着一个人。

方爱华的儿子，刘大壮。

我认识这小子，在厂里干临时工，平时游手好闲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

他正蹲在公公床边，手里拿着一个东西，借着灯光仔细端详。

我定睛一看，他手里拿着的，是公公那个铁皮饼干盒。

那是公公藏棺材本的地方。里面装着几张存单，总共六百多块钱。那是婆婆走之前留下的，公公当宝贝一样锁在床头柜里。

刘大壮把饼干盒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又轻轻放回原处，然后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。

我在暗处看着他溜出院子，翻Q走了。

我的心沉了下去。

方爱华惦记的是人。她儿子惦记的，是那个饼干盒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公公平时吹牛，吹得最多的是“我有内部消息”“我认识南方大老板”“我这辈子攒下的家底，说出来吓死你们”。

那些话我们当笑话听。

但外人听了，可能就当真了。

我抬头看着钱建设：“你信不信，你爸那点破事，外面传的版本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方爱华天天往咱家跑，你猜她跟她儿子是怎么说咱家的？”

钱建设脸色更难看了。

“明天孙大炮要来，戏照唱。但刘大壮那边......我得想个办法，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”

我推过自行车，准备回家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。

我回头看着钱建设，“还有，明天孙大炮来的时候，你盯着刘大壮。他去哪儿，你跟着。别让他靠近厨房。”

“厨房？”

“我怕他往菜里加料。”我跨上自行车，“你爹那身体，一把耗子药就能送走。”

钱建设的脸唰地白了。

孙大炮来的那天，天没亮我就醒了。

老爷子比公鸡还勤快，正对着巴掌大的镜子往头发上抹头油。

我踹醒钱建设：“去门口守着，别让你爸一个人出去丢人。”

钱建设迷迷糊糊：“天还没亮......”

“方爱华昨晚又来了，我听见的。她说今早帮咱家买菜，你信她好心？”

钱建设一个激灵坐起来：“那我去门口堵着。”

我到食堂的时候天刚亮透。我正准备烧水蒸馒头，方爱华已经推门进来了。

她提着一篮子菜，里码着一把韭菜、一块豆腐、半斤五花肉，肥的占了大半。

“红梅，今天你爸待客，我早点来帮你。”

“方姐太客气了。”

她卷起袖子开始择韭菜，哼着小曲，心情好得藏不住。

我注意到她无名指上多了个银戒指。

“方姐，这戒指挺好看，新买的？”

方爱华手一顿，脸微微红了：“嗐......昨天路过摊子上随便买的，便宜货。”

便宜货？银戒指再便宜也得十块钱。她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二块。

上午九点，我提前从食堂回家。

一进巷子就愣住了。

我家门口那棵槐树上，挂着一条红布横幅，上面用毛笔写着七个大字：“热烈欢迎老战友”。

钱满仓正踩着梯子，把横幅两端往树杈上系，他那件涤纶西装外面套着件旧罩衣，怕弄脏了。

钱建设在底下扶着梯子，一脸生无可恋。

“爸！您什么时候弄的这个！”

公公从梯子上低头，满脸得意：“昨晚连夜写的！你看看这字，颜体！”

我凑近一看，那毛笔字歪歪扭扭，跟鸡爪子刨出来的一样。

其中“战”字多写了一横，“友”字少了一撇，整个横幅像条挂歪了的咸鱼。

“钱老师，”我拍了拍钱建设的肩膀，“你一个教语文的，你就让你爸这么挂出去？”

钱建设捂着脸：“他不让我碰。他说这是他的作品。”

公公从梯子上爬下来，解开罩衣露出里面的西装，整了整领子：“红梅，你看我这打扮，像不像电视里那些大老板？”

他这身行头，涤纶西装十八块，夜市地摊货。皮鞋是从旧货市场淘的，左脚比右脚大一号，走路嘎哒嘎哒响。

领带是钱建设学校发的教师节纪念品，大红色，上面印着“辛勤园丁”四个金字。

我说：“爸，您要不把领带翻个面？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那四个字反了，辛字在下头。”

公公低头一看，脸红了，手忙脚乱把领带拆下来重系。

我趁他忙活的时候，把钱建设拉到一边：“打电话的事怎么样？”

钱建设压低声音：“孙大炮那个地址，打通了，对方说是公共电话亭，根本没有考察团。另外邮电局的老李告诉我，前天晚上刘大壮在厂门口跟两个外地人说了半天话，像是南方来的。”

南方来的。跟孙大炮一个来路。

我抬头看了一眼巷口——刘大壮蹲在墙角，叼着根烟，像是在晒太阳，但目光一直往我家这边瞟。

“行，”我说，“今天戏照唱，你盯着刘大壮。”

上午十点，巷口传来三轮车的铃铛声。

孙大炮来了。

他从车上跳下来，还穿着灰夹克，一口大黄牙露出来，隔着半条巷子就开始喊：

“老钱！老兄弟来看你啦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