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村里当了二十年赤脚医生,看病只收药材成本价。 三百多号留守老人,谁半夜犯了病,我骑摩托五分钟上门。 二十年,没收过一分钱出诊费。 结果我亲侄子为了让他媳妇开的药房垄断全村生意,一封举报信寄到卫生局。 “无证行医,私售处方药。” 诊所查封了,药柜贴了封条。 自此,村里的老人看个感冒要坐两小时班车去县城排队。 侄子媳妇的药房倒是开起来了——一盒感冒药卖四十八。 直到三年后的腊月二十九,七十八岁的二叔半夜心梗。 侄子打了120,最快也要四十分钟。 他跪在我那间落满灰的诊所门前嚎啕大哭,一边拍门一边喊我的名字。 可我被查封那年就考下了执业医师资格证,进了省城三甲医院急诊科。 如今的年薪六十万。
我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,知道每一个人的病史。
赵婶的高血压,每天早上一片硝苯地平。
李叔的糖尿病,每周要测两次血糖。
孙奶奶的哮喘,换季的时候必须提前备好沙丁胺醇。
钱爷爷的冠心病,兜里永远揣着速效救心丸,那是我给他备的。
二十年,我接诊超过四万人次。
半夜出诊超过一千次。
最远的一次,骑摩托翻了两座山,单程四十分钟,去给一个中风的老人急救。
回来的路上摩托车链条断了,我推着车走了两个小时。
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。
我收费便宜。
感冒冲剂,两块钱一包。
消炎药,一块五一片。
输液,连药带针,十五块。
村里人给我送鸡蛋,送青菜,送腊肉。
我都收了。
因为不收他们过意不去。
这二十年,我没有攒下什么钱。
倒是攒下了一屋子的锦旗。
诊所被封的第二天,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。
老人们拄着拐杖,颤颤巍巍地赶来。
诊所门口围了几十个人。
赵婶拉着我的手哭。
“守仁,你不能走啊,你走了我们怎么办?”
“去县医院?坐班车两个小时,挂号还要排队,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啊。”
李叔更急。
“我的药吃完了,上个月你给我开的二甲双胍还剩三天的量,之后去哪里拿?”
我说不出话。
孙奶奶喘着气挤过来,拽着我的袖子。
“守仁,我听说是你家那个侄媳妇搞的鬼,是不是?”
我没有说话,也不想把这事闹大。
怎么说都是一家人。
但是村里没有秘密。
风吹过来,封条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。
我做了一个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