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家给孙子办百日宴,满堂红。 我是以甲方项目对接人的身份去的,手里拎着一盒随礼,最上面压着一颗红鸡蛋。 主桌的家属席上,站着我像死了一样的丈夫。 他系着姜家的红领带,正替主家一桌一桌地倒酒、递烟,笑得像一个真正的主人。 而他两年前告诉我,他常驻东南亚,很难回来。 孩子抱出来的时候,姜婉把我拉到一边。 她是我手上那个千万级项目的甲方总监。 她说:“那是我男朋友,我们下个月补办婚礼。” 我笑了一下,没接话。 三百人的宴会厅,姜母在台上举着话筒夸他: “我家这位女婿,月子里半夜起来给孩子冲奶粉,比谁都上心。” 我想起三年前,我妈做手术,我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等到凌晨三点。 那天,他也在“东南亚”。 他端着酒从我身边过去,客客气气地叫了一声:“季经理。” 旁边的宾客凑过来问:“季经理,您跟我们婉婉认识啊?” 我把礼盒放在桌上,也笑了一声: “认识。他跟我结婚七年了。”
2
我丈夫在我这儿,提前死了两年。
说得再准一点:从他说要去东南亚那天起,他就把自己从我的日子里一样一样地抽走了。
先是人,然后是电话,然后是晚安,最后连“回来”这两个字都不提了。
剩下一个名字,占着一个位置。
七年前的七月,我们领的证。
那年他母亲病着,是肝上的毛病,住院住了三个月。
她拉着我的手说,晚晚,你们把证领了吧,趁着人还在,我心里踏实。
我说好。
我们请了半天假,去民政局。
那天很热,他穿了一件短袖的白衬衫,汗把后背洇湿了一大片。
拍照的时候,摄影师让他笑一笑,他偏过头问我:“我这样笑,行不行?”
我说行。
现在那张照片还贴在红本子上,他笑得比今天在台上还真。
婚礼说好要办的。
他说等手上这个项目结了,就办。
后来项目一个接一个。
他母亲没等到。
再往后翻,是空的。
一页都没有。
后面几页甚至还是新的,纸边发脆,一按就留下一个很浅的印子。
两年零两个月,这本护照去过的地方,和它现在待着的那只抽屉一模一样——都是我们家三楼的书房,第三个抽屉,右边那一格。
我把护照放回信封,又把信封放回原处。
然后就那么坐着,坐到窗帘透进天光。
然后,很多小事一起想起来了。
他视频的背景,永远是一间酒店房间,墙上挂着一幅画,永远同一幅,一片模糊的海。
他每次视频都坐在同一个位置,连台灯的角度都不变。
他带回来的“当地特产”,包装上贴着中文的免税店标签。
我给他寄过两次东西。
那两张快递单我留着,因为运费要拿去报销。
我那时候还觉得,那两张单子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聪明的事——省了四十块钱。
我上楼,把它们从抽屉里找出来。
单子没扔。我一直有个习惯,报销的票都会夹在一个牛皮纸夹里,标上月份。
两张单子,两个单号,两个代收点编号。
我打开手机,一个一个地查。
签收地:本市,城西,兴华路 47 号。
那天晚上我没给他打电话。我洗了衣服,晾上,把厨房擦了一遍,然后躺下睡了。
睡得很沉。
这是我这两年睡得最沉的一夜——因为我终于不用再替他编了。
然后我过了很轻松的一周。
直到今天,一切都有了答案。